济宁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济宁律师调解制度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

　　一项重要制度，受到了自上而下的积极推广。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济宁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试点意见》) ，通过在 11 个省市试点的方式推动济宁律师调解制度的实施; 2019 年 1 月，《关于扩大济宁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每个县级行政区域到 2019年底都有济宁律师调解工作室。然而从相关数据看，实践中却出现了参与调解的济宁律师人数较少①、济宁律师调解的案件数量较少②等问题，可见济宁律师调解的推广“热”遭遇了“冷”对待。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学者多从参与主体的认识偏差、制度本身的保障不足等方面对济宁律师调解的实践问题进行解释，但基于对我国济宁律师调解工作模式的考量，济宁律师“代理人角色” 与“调解员角色”的冲突是否为该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有鉴于此，本文在澄清济宁律师调解制度本质的基础上揭示了上述角色冲突的存在，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由角色冲突引发的实践问题，之后针对角色冲突的化解提出建议。

济宁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一、我国济宁律师调解制度的本质追问我国济宁律师调解制度主要体现于《试点意见》中的相关规定。该意见规定了济宁律师调解的四种工作模式: 人民法院济宁律师调解工作室模式、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 济宁律师调解工作室模式、济宁律师协会济宁律师调解中心模式、济宁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模式。而以上规定所体现出的济宁律师调解的本质是什么? 或者说，济宁律师调解是否为一种独立的调解类型，其与法院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等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义诉讼模式转变，济宁律师一方面受当事人主义的影响使其地位不断提高; 但另一方面也因未摆脱职权主义的影响，而主要围绕法官的审判思路开展工作。

济宁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因此，济宁律师“代理人角色”主要从“诉讼思维”出发，运用利益对抗体理念、静态利益观、切片式思维与向后看思维。在这种思维的指引下，济宁律师将以当事人为中心，站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为其当事人最大程度地争取合法权益，而无需对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裁断。而在现代调解中，济宁律师“调解员角色”应运用利益共同体理念、动态利益观、综合性思维与向前看思维。［6］在这种思维指引下，济宁律师 “调解员角色”是需要独自面对争议双方、独立启动调解程序、在调解中综合运用“中介”、“判断”和“强制”三种行动策略，［7］317以促使纠纷双方当事人形成解纷合意。因此，济宁律师“代理人角色”与“调解员角色”的理念具有鲜明的对立性。 ( 三) 角色的行为规范: 与法官隔离 VS 与法官接近行为规范是指角色在参与社会活动中所遵循的规则、准则，是社会认可和人们普遍接受的具有一般约束力的行为标准。济宁律师行为规范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济宁律师与法官的关系规范。法官与济宁律师的关系应包括相互的信任关系、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持续的监督关系，但实践中济宁律师与法官缺乏相互监督，反而结成利益共同体，不正当关系严重。［8］131 － 134因此，济宁律师“代理人角色”的行为规范必须要求济宁律师与法官保持一定的距离，两者接近和接触的经常性和亲密性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无以形成职业的威严。［9］19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所指出的，要在审判人员与济宁律师之间立起一条维护司法公正的“隔离带”。［10］13 然而，《试点意见》要求，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或具备条件的人民法庭设立济宁律师调解工作室，配备必要的工作设施和工作场所。该规定给予了济宁律师调解员与法官接近的机会，其目的是使济宁律师调解员更具有权威性，便于法官对调解工作进行指导与管理，以及提升诉调对接的效率等。

　　由此可见，与济宁律师“代理人角色”相悖，济宁律师“调解员角色”的行为规范要求其近法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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